杭州翻译日记

今年８月１１日是曹靖华诞辰１１０周年，９月８日是他逝世２０周年。曹靖华是“五四”运动以后成长起来的一位革命文艺家，是鲁迅先生的学生和战友，享有翻译家、作家和教授的盛誉。

　　他是向我国介绍苏联文学的先驱，同时又是把我国现代文学推荐给苏联读者的第一人。

　　直到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俄罗斯汉学家们还沉湎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无人注意中国“五四”以后的新文化。１９２４年青年学者鲍·瓦西里耶夫从列宁格勒来到中国，他热爱中国，给自己起了一个中国名字王希礼。他来到中国后，在总领事馆工作，先后到过北平、杭州、上海、开封等地。王希礼在开封国民军第二军随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工作时与在那里担任翻译的曹靖华结识。那时他们都风华正茂，曹靖华２７岁，比王希礼年长两岁。二人喜爱文学，共同的兴趣把他们联系起来。曹靖华已在从事业余文学活动，译过契诃夫和屠格涅夫的独幕剧等。王希礼研究的是中国古典文学。曹靖华向王希礼推荐鲁迅先生的《阿Ｑ正传》。从未接触过新文学的王希礼读后甚为兴奋，爱不释手，决心将它译成俄文，那是１９２５年夏天。

　　王希礼动手翻译时，立刻感到困难重重，遇到一些难题，如白话中新的语汇、中国赌博中的各种名称。曹靖华那时已和鲁迅先生相识，便让王希礼把所有疑难开列出来，写信给鲁迅先生求教。鲁迅先生不仅作了详尽的解答，还专为解释赌博方法绘了一张图，按图说明“天门”等等的位置及如何赌法，而且还应邀为译者写了生平第一篇自传。这是鲁迅先生最翔实地解说《阿Ｑ正传》的第一手材料。王希礼翻译的《阿Ｑ正传》于１９２９年在列宁格勒出版。这是中国新文学被介绍到苏联的第一篇，它引起很多苏联作家的重视。

　　曹靖华第二次流亡苏联时是１９２７年秋至１９３３年秋。他和王希礼都在列宁格勒工作肯定见过面可惜曹先生在这方面没有留下他与王希礼交往的文字资料。１９６１年曹靖华在一篇文章中提道：“在中国大革命前夕好像第一只春燕衔着友谊的花蕾在风雨交加中冲破了封建军阀的天罗地网横越浩瀚的蒙古沙漠飞到苏联的是《阿Ｑ正传》。”鲁迅先生的作品是春燕曹靖华和王希礼又何尝不是春燕？！

　　从《阿Ｑ正传》开始苏联汉学界有识之士才把注意力移到我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上。王希礼本人于１９３２年撰写了《帝国主义时代中国文学中的外国影响》１９３４年又发表了有关中国左翼文学的评论文章刊登在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刊物上。这稀若星辰的东西不能不说是他同曹靖华接触的结果。那时在苏联终于有人开始对中国新文化发生了兴趣。可是谁会想到这位具有敏感观点的王希礼这位在１９３６年成为教授的王希礼这位第一个把中国现代文学巨作翻译给苏联读者的王希礼竟在苏联大清洗年代里被处决。那一天与他同时被处决的还有另外９位东方学者。

　　历史何其残酷何其悲凉！从此苏联刚刚开始研究翻译中国新文学的势头被扼杀了又过了十几年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这项研究工作才得以慢慢恢复。但我们永远不该忘记几位开拓者们的功绩！

　　曹靖华先生是从俄罗斯古典文学开始自己的翻译事业的。但他很快就把重点转向十月革命后的新的苏维埃文学。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居住期间他有机会有条件与同辈或老一辈苏联作家们建立起直接联系和通信关系。

　　上一世纪５０年代，我在中苏友好协会工作期间，经常见到曹老，聆听他的教诲，为他担任翻译。曹老兴致高涨时，用浓重的河南口音回忆自己的往事，与苏联作家们的接触，如绥拉菲摩维奇、阿·托尔斯泰、拉夫列尼约夫、费定、卡达耶夫、法捷耶夫、潘诺娃等人。现在回想起来，悔恨自己当时没有作详细的记录，很多细节都流逝了。曹老在不同时期翻译过他们中间一些人的不朽著作，如《铁流》、《第四十一》、《保卫察里津》、《年与城》等，２０年当中共计译了４０余部作品。

　　曹老曾经说过：苏联作家中我最爱的是鲍·拉夫列尼约夫。１９２７年，曹靖华在列宁格勒任教期间，读到拉夫列尼约夫的中篇小说《第四十一》，感到新颖，故事情节曲折，主人公的思想变化骤烈。曹靖华读后颇为喜爱。他觉得以这种形式反映革命风暴和国内战争的苏联文学作品一定会对斗争中的中国人民有启发作用。

　　在一个隆冬的日子，曹靖华冒着鹅毛大雪，走访了这位比自己年长６岁的作家。一见面，身材高挑、脸上戴着眼镜的拉夫列尼约夫，便紧紧握住留着平头、个子敦实的曹靖华的手，话语就如同开了闸门的洪水，滔滔不绝，喷涌出来。

　　“……啊，中国人！敦厚真诚，勤劳勇敢！中国人！一颗向往光明的心总在头脑里燃烧着！中国人！……”他们虽然初次见面，却像是相识已久的老友。

　　他们谈到中国劳动者怎样逃出军阀统治的旧中国，怎么参加了苏联红军，怎么和俄罗斯劳苦大众一起斗争。他们谈起年轻的苏联文学作品中怎样留下了这些中国人民的形象。如伊万诺夫的《铁甲列车１４―６９》里的中国人辛秉武。这个为解放俄罗斯兄弟，同时也为解放自己的勇敢的中国汉子，怎样为了保卫苏维埃政权，用自己的身躯阻挡镇压人民的火车的行进，这是何等的壮举啊！这是苏联新文学对我国子弟的赞颂。

　　他们二人深感受到文学的巨大力量。拉夫列尼约夫不由得说出：“文学！这是友谊树上的第一朵花蕾！”

　　那天，他们从俄罗斯古典文学谈到彼得堡风景的优美绮丽，谈到拉夫列尼约夫参加过的内战，谈到反映这内战的苏联文学，最后落到他的作品的汉语介绍上。

　　“我的作品将用汉文出版。这对我是莫大的喜悦！倘使它能对我们这两大民族的友谊有一点促进的话，这将是我毕生的光荣和愉快。”他那消瘦的脸上泛起一片得意的微笑。

　　拉夫列尼约夫很重视自己的《第四十一》，特别是它与中国的关系，他先后为汉文译本《第四十一》写过两次序，间隔近三十年。

　　在第一篇的“序”中，他写道：文学就是友谊树上的第一朵花蕾。我们的作品，生养在战争情况中和向着新生活建设的我们的青年的俄国文学，能得中国读者的注意，这在我们自己是深以为光荣的。

　　在第二篇“序”里，他说：在以往的岁月里，在中国人民为了从本国和外国的掠夺者的枷锁里解放出来，开始了伟大斗争的时候，你们的父兄曾读过这本小说……

　　这部作品在斗争中帮助过他们……

　　上一世纪６０年代初，“文革”前夕，我国文艺界开展了一场所谓批判修正主义思潮的运动，作为批判对象，内部放映过一些苏联影片。记得在北京市中苏友好协会礼堂里放映苏联根据小说《第四十一》拍摄的电影时，说明这是一部“阶级调和论的大毒草”。那天，我陪着曹老坐在小阁楼上，映完后，曹老先说了一句：“电影对小说有些改动……”然后气愤地加了一句：“怎能对这样一部小说胡乱批判呢？”他好像还有话要说，但觉得时间和地点都不合适，便把怨气咽了下去。

　　曹老为沟通中苏文学呕心沥血，５０岁以后放下译笔，致力于教育，培养俄罗斯语言文学方面的人才。如今，他的桃李遍满神州。

　　今天，不但我们这些专门从事俄苏文学研究与翻译的工作者缅怀自己杰出的先师，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老战士们，以及新一代的广大读者们，也都深深感激这位为民族解放而盗来天火的默默无闻的勇士，中苏文学的架桥人。